早期校园生活侧影 一1932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我的父母和两个姐姐都是新四军,小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儿童团。抗战胜利后,我就在我们根据地的泰县一中上了中学。当时我们那儿是新四军的根据地, 1946年解放战争时,新四军跟国民党的部队打得很激烈,我们上学都是游击教学,老师带着我们背着小背包,拿着马扎,像延安抗大一样,走到哪个地方就在那儿扎下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土改搞宣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学政治、时事,也学一点语文,没有外语,但是上课很少,基本上都是配合当地的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反扫荡、搞宣传等,有时候部队抓了俘虏,我们就不上课了,看管俘虏。有段时间敌人扫荡太厉害了,我们就退到黄海边上一个叫东台的地方,还是半军事化的学校,部队上前线打仗,我们作为学校的文工队演出,发动群众斗恶霸地主, 1948年我16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淮阴解放以后,那些比我大一些的同学都分配工作了,我年龄小,只能继续上学。1949年2月,我就进了淮阴中学继续读初三,渡江战役之后转到无锡一中, 1950年进入上海中学读高中,我担任学校的不脱产团委副书记。在上海中学的学习就比较系统了,除了数学、语文这些课程之外,还学习俄文,所以后来到北航的时候,我的俄文是免修的。1953年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北航的张祖善老师和马积明老师到上海中学去招生。两位老师看了我的档案,说我可以报名北航,之后参加高考,考上了北航。张祖善老师组织上海考上北航的人集合,大概有300多人吧,我也是负责人之一。我们一起坐火车先到天津,然后换车到北京的前门火车站,学校派车接我们到了北航。二进入北航之后,我被分配到了飞机系的飞机工艺专业。当时北航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和学生工作,所以,我和唐进倬、陶明华、鲁守华四个人一进校就半脱产了。半脱产就是把一年的学习分为两年,拿出一半时间来做学生工作,另一半的时间学习。就是我1953年上一年级,到1954年跟着下一届的学生,也还上一年级,做辅导员的工作,当时不叫辅导员,当时叫团总支书记。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团支部,组织政治学习。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党团员要带头搞好学习,完成学习任务。所以说党团员学习不好的,要考试不及格的你就不能做工作了。1953年刚进来一年级上的都是基础课,有高等数学、制图课、政治课、物理课、化学课这些,都是全盘照搬苏联航空学院的,课程教材全是搬用苏联的俄文翻译过来的,就连我们的课程表都是俄文的。我因为在上海中学学过解析几何什么的,基础打得比较好,所以学习还是不错的,后来被评为一级优秀生。1954年第二个一年级,我就被安排到了飞机设备系,学军械专业,当时叫特种设备专业,就是飞机上的机关枪、机关炮这些航空武器,当时教我们的是赵震炎老师,还有个苏联的特种设备专家叫罗新。三1958年,我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选派一些年轻教师提前毕业,包括我在内,有六个人就被抽调出来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进修学计算机。别的学校都是抽两三个二年级的大学生过去学习的,只有我们北航,因为沈元院长是英国留学回来的,特别重视计算机,所以我们都是四年级的大学生过去的,而且一去就是六个人。1958年12月,学校成立了207教研室,就是解算装置教研室。1959年上半年,教研室主任陈望梅就把我要回来了,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解算装置教研室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两个讲师,一位是我们主任陈望梅,另一位是搞模拟机的陈真老师,还有两位是飞机特种设备专业五年级毕业生周伯生和王仁庆,其余的都是我们四年级提前毕业出来的,有仪器仪表的、有电器的、有无线电的、有军械装置的,各个专业都有。我们这些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搞数字机,一部分搞模拟机。当时指导我们教研室的有两位苏联专家,一位是萨包什克夫,据说他是保密专家,他的工作就是检查其他的苏联专家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超出规定的东西;还有一位阿芬纳斯也夫,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受过伤,对我们特别好。他曾经带我做设计,设计了一个火炮的专用计算机,从逻辑设计、线路设计,一直到最后的装成检查板全套的设计,相当于他培养研究生一样。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阿芬纳斯也夫把他带来的一些资料和器件赠给了我们。1960年的时候,我被调出来当系里的党总支副书记,抓学生工作。干了差不多两年,到了1962年的时候,武光院长专门给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开座谈会,他说:“你们现在跟着老教师后面,老教师在前面跑,你在后面吃灰尘,将来你们不学习的话,连灰尘都吃不上了。知识差得太远了,你们要赶上去。”教育我们这些青年干部,不要老是抓“红”的一面,也要抓业务,要“又红又专”,让我们归队。我们的总支书记朱开轩就讲,我们这些人,不要大家都在党政岗位上,我来顶着,你们归队吧,然后1962年我回到了教研室。回到教研室以后,建实验室,开始跟着胡建平老师,当他的辅导教师,后来到1964年就讲课了,讲计算机原理。四三年困难时期,北航有一段时间划归国防科工委,科工委对高级知识分子有照顾,讲师以上的老师,有一斤糖,还有两斤黄豆,叫糖豆干部,国防科工委部队在内蒙古打的黄羊也会给大家分一点。食堂的师傅们当时每个老师每月粮食定量只有二十八九斤,那个时候缺肉少菜的,肚子里没有油水啊,一顿饭也要吃将近一斤的粮食,定量根本就不够吃,就找野菜,像马苋菜、榆树叶都吃,开始的时候,学校附近还有野菜,到后来榆树皮都被光了。我们党总支书记邵群就带着我们这批人,把吃剩的白菜头放在瓶子里,用水泡着可以再长些叶子,我们叫再生白菜,当时我们总支办公室到处都挂着装着白菜头的瓶子。食堂的供应还是三顿饭,大米白面是靠定量供给的,而且不全都是大米白面,主要是玉米面的窝窝头,我一个南方人,原来吃半个窝窝头就吃不下去了,后来两个窝窝头都吃不饱,那真叫困难,战争年代我们也没这样困难过。那个时候每天都吃不饱,学校只好叫大家不要上晚自习。大家就都躺在床上聊天,叫作“精神会餐”,躺在床上睡也睡不着,就是减少能量消耗,想尽一切办法来克服困难。有一些人饿得都浮肿了,就住校医院打葡萄糖解决一点浮肿的问题,但是葡萄糖也有限制的,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干熬着。我比其他的同事好一些,因为我姐姐在部队,是海军的干部,他们虽然也有定量,但是比我们好一点,有时发一点吃的东西,星期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到我姐姐家吃一顿,这样我没浮肿。当时学生的定量比老师高一点。因为是学生,要保证他的定量,但也是很困难的,当时学生要划粮卡,就是按照你的定量,发一个卡给你,每天吃饭给你划掉一格。到1961年就好一些了,到1962年就没什么事了。中央也采取一些措施,陈云提出来,糖果可以放开卖,后来就慢慢好一点了。陈忠, 1953年考入北航,毕业后留校,曾任北航校党委书记。

尽心尽力带好实习 一我是1928年在苏州旁边一个叫甪直的地方出生的。小学在甪直小学,初中高中都在苏州念的。中学毕业以后我考上了中央大学,开始报的是农业机械系,因为我对农机很感兴趣。当时中央大学是名校,教学水平很高。现在我回忆起来,那些老师都是很好的,后来许多都是院士。他们很负责、很热情、很认真地教学。中央大学理工科一年级学的科目都是一样的,数学、物理和英语比较难,有中文的教材,也有很多英文的教材。二年级的时候我感觉农业机械不如机械好,就转到了机械系,大三的时候去上海的汽车修理厂实习,我们四个同学一起,拆装一辆福特大卡车,装了之后还要试车,还开了一下车。那是很有收益的。1952年我毕业,从南京到了北京,到航空工业局第四规划设计院搞工厂设计。我刚去四院半年都不到, 1953年4月13日,就把我调到北航了。从四院到北航,从研究机构到一个学校来,当时什么任务也不知道,我很不愿意。刚来的时候,我找过航空部教育局,说我要回去,因为我不怎么想教书,他们说不行。后来就没事了,坐下来,一定心的话就想好好干,踏踏实实地干了。二我从航空局四院调过来是到飞机系。当时北航有两个系,一系是飞机系,三系是发动机系。有四个教研室,飞机设计教研室、飞机工艺教研室、发动机设计教研室和发动机工艺教研室。我在飞机工艺教研室,是102。我拿着分配的介绍信到教研室报到,是许建钺接待我的。教研室有常荣福、梁炳文,他们是专门搞冷压原理和钣金的;许建钺是教飞机装备的;刘龄德是厦门大学来的,我算第五个,后来是朱荣昌,还有几个实验室的同事,教师就是六七个人,大多是来自建校合并的几个学校。当时杨待甫当代院长,沈元是副院长,跟我们在一个饭厅吃饭,没有架子,与下面同事都很熟,见面都可以聊聊天。那时很多老先生都在,都是从清华、北洋、厦门大学来的,他们是1952年左右来的一大批专家,开全体大会时,前面能坐满好几排。北航作为一个重点学校,实力很雄厚,国家提供资金多,发展得比较快。三苏联专家1952年就来了。到我们教研室来的第一位专家就是马卡洛夫。1953年马卡洛夫给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上课,讲飞机装配,我还把四院的设计人员请来,他们也是搞航空的,把他们拉来一起在京工黄城根听课。苏联专家给我们上的一门专业课程是冷压原理,钣金工艺、冷压原理还有飞机装配三门课是合在一起的。马卡洛夫给我们讲课,除了上课,他每天早上大概8 : 30来上班,屋里面有一个很高的办公桌。上班就是给我们答疑,我们发现有哪些不懂的地方,提前就排了队,排好谁谁谁,等他一来就给我们答疑,大概答到11点的时候他就走了,第二天再来,每天工作两三个小时。马卡洛夫前后来中国两次,他是很老很老的,人很有意思,跟我们都很熟。我到北航半年后就开始讲课了,那时候教的课是飞机工厂设计,主要是参考了苏联的课程设置设计。刚一来就教课,很紧张,教材也没有, 4月份接任务, 11月份就要上课,只有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教材就到四院去学习,一面上课一面编教材。1953年和1954年的时候,在国内,工厂设计是很热门的。为什么热门?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各个厂都在设计,全国156项重点建设工程,至少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厂要新建。书店里面卖的工程类图书,很多都是工厂设计的。前面提到了三门课———钣金工艺、冷压原理和飞机装配,工厂设计是第四门课,下面一门课是表面保护,就是镀铬、镀锌氧化,因为飞机零件表面保护非常重要,不能生锈,这门课是朱荣昌讲的。还有一门课是非金属材料,另外还有企业管理、防火安全技术等六七门课,还有两次实习,机械加工和钣金都要实习,实习是非常重要的。数学、力学这些课大一、大二的学生就要学,应用力学、材料力学、强度计算、空气动力学以后都要学,课程很繁重,所以我们专业毕业的学生的基础非常扎实。四1955年,因为我们由四年制改成五年制,当年没有毕业生,我们这些搞飞机工艺的老师,就下工厂实习去了。那时我们都是自己带了铺盖卷下到南昌320厂。工厂没有招待所,他们给安排一个房间,然后我们就住下来,吃他们的食堂。320厂是由国民政府留下来的飞机修理厂改建的, 1953年320厂已经做出教练机了,我们趁这个机会,从头到尾把它摸了一遍。我跟同事王云渤一起,两个人待在南昌320厂,从头开始。什么是从头开始呢?做一架飞机,是要从画理论图开始,我们叫模线,也就是从做样板的依据开始。我们两个人摸爬滚打,每个人搞一个部件,他搞水平安定面,我搞升降舵,我们扎扎实实地画这两个部件,就跟真的一样的。我们事先跟工厂讲好,这两个部件画完以后我们带回去,供学生实习用。我们完完全全是和工厂技术员一样,从头到尾画一遍。用钢针画出钢板上的图纸来,钢板的模线图,这是要一定技巧的,于是我们就慢慢学。他们的模线主任姓龙,对我们挺客气,也很友好。当时320厂也有苏联专家指导技术人员和工人做样板,做标准样件,按照飞机1∶1的比例,最后用标准样件做出了一架实体的铝飞机。它的外形跟真的一样,这架铝飞机将来就作为制造真飞机的依据。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摸了一遍,我和同事跟苏联专家一起干了好几个月。苏联专家在北航也得到了周到的接待苏联专家的待遇是很好的,320厂专门建了一座苏联专家楼,还有一个苏联专家食堂和苏联专家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一个小舞厅,每个周末有舞会,我们去过好几次。听说苏联专家的待遇为一个月三百块,是最高的待遇了。那时候我们不断下工厂。我们下工厂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下去干活,一种是在工艺室,还有一种是在设计室,后两种都是搞技术工作。 1960年,按当时的规定,知识分子都要下放一年。我去的就是咱们北航的工厂,当了一年的钳工,做车床。下了工厂,就完全和工人一样,每天穿着工作服上班,跟工人一起学习工作。分配任务,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钳工好上手嘛,干得挺欢的。工厂里的老师工厂实习傅都很熟的,他们也看到我们这些老师,第一不调皮捣蛋,第二老老实实干活,对我们也很尊重。我们也很尊重他们,那时候工人阶级都很受尊重。其他的老师基本上也差不多,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因为下工厂比较多,都比较注重联系实际。五 1954年北航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那届毕业生都是原来各校航空系转过来的,主要是原来厦大的、清华的,只有这一届毕业生是四年制。五年制课程设置和原来四年制的主要区别就是课程多了一点。加了一年,整个教学计划都变了,从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到专业课,整个课程完全按苏联那一套了,后来我们自己改了很多。课程相对增加了,专业课有,基础课也有,都增加了。这个课程都很扎实,说实话,我们那时毕业的学生,出去以后都是挑大梁的。1956年以后一年比一年正规了,北航相对比较稳定了。1958年那一届的毕业生,应该讲是最好的,外面感觉最满意。北航的学生上学期间有两次实习,最早有三次实习,后来变成了两次,钣金、机械加工都要实习。一次是生产实习,五年制的念完四年级的那个暑假到工厂去实习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那个时候要求大家当工人,自己操作,这个要求比较明确,不要你东看看西看看,就是去干活,目的是加强你的感性认识,这是第一次实习。第二次实习是在念到快毕业之前搞一次毕业实习,大概40天。毕业实习能提高学生的能力,学生毕业前就要去当技术员,必须解决一些问题。可以在里面找出一些问题来专门研究,我们叫“搞专题”,等于是把所有的课程都到工厂里面去理一遍,看一下,用一下,这样几次之后学生反映确实懂得了很多。到工厂还要请技术员讲课,技术员一般讲五到六堂课,找比较老一点的工程师或者总工程师来讲。这样下来,学生可以根据学校里面学到的飞机工艺,再在工厂里面验证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对他们来讲还是有收获的。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很厚的笔记本,那个时期是很扎实的。 1957年年底,我带了1958年的这一届毕业生去毕业实习,当时学生是分两拨儿,一拨儿到沈阳,一拨儿到哈尔滨,就是下厂实习。下厂实习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沈阳的生活条件是很差很差的,我们实习的老师都是自己带着铺盖卷,在那个小窝棚里面住通铺,我们五六个老师,包括我们后来的系主任舒明玉,在炕上和我们坐在一起,也没有暖气,在门口放一只火炉,半夜一个工人给我们加一次煤。在工厂实习期间,传来北航做“北京一号”的消息了,我们就马上把学生分成许多组,分到各个班组里面去,有做钣金的,有搞铆接的,都上机床自己去操作,实习就延长了,到1958年3月才结束。那个时候对实习还是看重的,学校看重,工厂也看重。学校里专门有生产实习科,全校的学生一个学期差不多有两个星期实习,到哪个厂要做安排。工厂里也有生产实习科,学生来了之后给你安排,两头都有实习科,都比较重视。对工科学生来说实习非常重要。没有实习,学的东西不扎实。所以我们强调实习,要动脑子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个时候提出来要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强调能力培养,但不是就事论事。 冯宗律, 1928年出生, 1953年调入北航,教授。

图片新闻 日前，享有中国“首都明珠乐团”美誉的北京交响乐团登台晨兴音乐厅，为北航师生营造了一个诗意徜徉、满怀憧憬的美好夜晚，奏响了2019北航新年音乐会的精彩华章。音乐会开场，音乐会由一曲《轻骑兵》拉开序幕，欢快而又紧凑的旋律让观众领略到军乐的行进之美，接下来乐团分别演奏了《炎黄风情》中国民歌改编管弦乐、《春之声圆舞曲》、《闲聊波尔卡》、《溜冰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经典曲目，乐团的精彩演绎，将清新明亮，或平和安详，或温柔宁静的曲目发挥到了极致，充分的展现了交响乐的非凡魅力。乐团最后演奏了一曲《北京喜讯到边寨》，充满激情的旋律深深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将本场音乐会推向了高潮。演奏结束，现场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宋超） ?